39岁的红通犯高然也要回中国了,不过,和许多自首的红通不一样的是,他将被加拿大驱逐出境。 高然应该是许多加拿大人都比较“熟悉”的红通犯了,他因涉嫌骗贷7700万,潜逃加拿大5年。近日,联邦法官James Russell做出裁决:高然上诉失败,他应该被遣返。 高然生于中国山东省。 2014年1月至2月间,高然借助自己在青岛某建材公司任职总经理的便利条件,从中国工商银行贷款1.18亿元人民币。 同年3月,他在北京某公司的帮助下获得了加拿大旅游签证。 2014年4月,高然在未经工商银行同意的情况下,将大笔资金转入自己的个人账户,然后用这笔钱偿还家人债务,导致银行直接损失7700万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高然以游客身份进入温哥华,后来又搬到安省,从此再也没有回过中国。 高然逃到加拿大后,青岛市公安局向他发出逮捕令。国际刑警发出的红色通缉令(Interpol Red Notice)称,高然涉嫌骗取贷款,并违反中国《刑法》。 逃到加拿大的高然并没有安分守己过日子。 2015年3月,高然申请安省居民身份证件(Ontario Photo Card)。鉴于他是旅游者身份,并没有本地居民资格,他就使用伪造的枫叶卡,自称姓金,一度获取了身份证件。 但2个月以后,政府发现了这个错误,并将高然的证件取消。 两个月以后,高然申请加拿大旅游签证的延期,被加拿大移民部拒绝,原因是高然在申请文件中有虚假陈述(misrepresentation)行为。 移民部还表示,高然必须在2015年6月中旬前离境,否则执法部门将采取行动。 2015年6月,高然不但没离境,还再次申请证件。 这次他使用的是伪造的加拿大公民卡,并自称姓李。眼尖的政府再次发现了这个造假行为,拒绝了高然的申请,并将此事通报警方。 2015年10月,高然被捕。 2016年3月,警方起诉高然16项罪名,其中包括诈骗与造假等。 随后,高然在律师的帮助下,申请难民保护。但是,法官认为他不值得同情,并打算把他驱逐出境。 高然此时还不死心,将官司打到了联邦法院。结果联邦法院也判决上诉失败。他应该被遣返。 然而,按照加拿大的司法程序,在联邦法院败诉后,当事人还有机会上诉。即便是面临遣返的人,也还有机会申请风险评估。 看来,高然的算盘依然在打,距离他真的要被遣返回中国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根据新华网消息,2019年4月22日,中国公布“百名红通”名单已满四年。 截至2018年12月,潜逃在外的百名嫌犯已有56人归案,追回赃款100多亿元人民币。 新华网称,随着“成绩单”的不断刷新,携款外逃事件的发生率呈断崖式下降,嚣张气焰得到打压。 而且,“红通”嫌犯归案,海外华人华侨和华文媒体“功不可没”。 杨秀珠,“百名红通人员”第1号人物。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涉嫌贪污受贿犯罪,外逃13年,2016年11月16日回国投案。 杨秀珠逃到纽约之后,当地就有华人举报,她曾经以亲戚名义,在曼哈顿中心区花几十万美金买了一栋楼,之后又高价卖出。 《侨报》、《世界日报》等华文媒体也一直跟踪报道这个“红通”头号嫌犯。 如过街老鼠一般的杨秀珠,认清了现实,加上身体健康出现问题,彻底放弃了逃亡之路回国自首。 再比如藏匿在温哥华的原秦皇岛港方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经理贺俭,一直比较低调,当他接到当地记者电话,被问是否是贺俭时,他极为震惊,反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 2017年11月7日,贺俭回国投案。 成为19大后第一个主动回国投案自首的红通人员。 据悉这位贺俭对外自称"小何",平时衣着打扮简朴,一家三口居住在一幢3348平方尺的6房4卫的独立屋; 据他在网上的招租广告,写着有独立的两房合法出租单位,以及与房东同门出入的另外两房也可出租。 "小何"曾在当地超市工作,他在餐厅打工的妻子曾经对朋友说:"以前在国内常吃鲍鱼等山珍海味。"受访者称现在回想起来,发觉原来她当时并非大吹大擂。 除了贺俭之外,还有3名红通疑犯藏身大温地区。 被列为第28号通缉犯的李文革,原任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国税局工会主席,2013年8月逃往加拿大,所涉罪名为合同诈骗罪。 李文革据悉住列治文,是个灰色的三层楼联排别墅,下面一层是车库,上面两层住人。 有记者前去他家中进行探访时,发现白天屋子的窗帘都是拉上的,敲门也没有人答应。 2017年12月6日,李文革回国自首。 还有传闻中“难啃的硬骨头”王清伟(他已于去年12月回国投案),涉嫌信用证诈骗罪,涉资人民币10多亿元。 逃到加拿大后,他常年隐匿在大温周边的Chilliwack市,流浪13年,转身务农种植蘑菇。 非常低调,其蘑菇农场里的平房,外形质朴,远离公路。 然而,这样也逃不过朝阳区群众的法眼。 或许因为私生活已全然被曝光,去年12月,王清伟选择了回国自首。成为了第56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 这块流浪了13年之久的“硬骨头”,就这样被啃了下来。 4大大温红通中还剩下程慕阳一人,地地道道的风云人物。他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中央追逃办两次发布公告,曝光外逃人员藏匿线索。 紧接着,海外华侨华人以及华文媒体就开始发挥强大力量,主动加入到追逃追赃的阵容中, 他们有的为中国警方提供线索,有的积极参与劝返; 记者也千方百计寻找“红通”嫌犯的身影。 如今,红通在海外的生存空间已不断被压缩,事实也告诉我们, 海外不是法外之地,海外也不是“避罪天堂”。 身在海外的“朝阳区群众”,就是“天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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